上周和一个法国来的同事在酒吧里聊天，刚好有一点小感慨，今天就看到了下面的这篇文章。

偶然和法国同事谈起对中国商品的印象。他的观点让我有一点惊讶。他告诉我，在欧洲有许多中国出口的商品，的确非常便宜，质量也还不错。但他和许多朋友并不愿意购买中国的商品，特别是服装，理由是中国的服装工厂雇佣了太多的未成年人，给他们很低的工资，如果购买了，就鼓励了中国的那些生产者，让他们继续自己的做法。

我愣了一下，觉得应该为中国的商品作一下辩解和推销，就告诉他，中国的确有很多工人的劳动条件很差，那是因为中国有很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工人，所以工厂总能用低工资找到愿意工作的工人；虽然工资很低，可是他们在农村的收入比这还要低；中国是正在发展中的国家，欧洲以前不是也经过了同样的阶段。

他说是的，欧洲以前确实也是这样的，但这是需要改变的，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行动让中国尽快得改变这种做法。

作为受过一定的经济学教育的人，我一向认为，价格是由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的；政府的干预大致总会得到更坏的结果；记得当年看过各种价格管制的曲线，最终都会导致资源利用效率的降低，印象十分深刻。合乎逻辑地推论，这种低工资的情况是劳工市场的供需关系造成的，应当由市场自行解决。可是在这里，我看到了需求曲线的变化。价格并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变量。对人权的关注，已经成了影响需求曲线的重要部分。

然而细想起来，需求曲线的变化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单一价格变量的需求曲线是建立在纯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之下的。更为复杂的需求曲线，则需要考虑消费者的各种偏好，而不仅仅是对价格的偏好。不过有所不同的是，此前的偏好主要集中在商品本身所体现的一些属性上，比如说品牌，质量，设计等等。而前面的例子，则体现了消费者对消费者对商品生产过程的关注，对生产者社会责任和人权状况的关注。由于商品最终是要由人来购买的，所以人有多少属性，需求曲线就会有多少的变量。在这里，对人权的关注这一人的社会属性，的确已经浮现出影响需求曲线的巨大威力。

前几天刚刚看到英国报刊和美国苹果公司对ipod对中国代工的富士康工厂的调查，认为工厂没有达到应有的基本劳动条件和待遇。同时，也看到intel, hp等许多著名公司联合制定了对供应商所应保证的劳动条件的最低要求。按照我们所长期接受的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这不过是外国资本家虚伪的面具，其实质是为了打击中国商品的竞争力。问题是，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作为采购商，供应商的低价完全无损而是有助于其高额利润的实现，这种虚伪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引文所提出的解释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和说服力，那就是，一切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偏好。而在这种偏好里，人权状况的考量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经典的现实主义政治总是怀着敌意去推测其他国家的行为背后的利益斗争。我完全承认在国家竞争中利益分析观点的巨大价值。然而，正如价格并非决定需求的唯一因素一样，利益也并非解释国家行为的唯一因素。国家也是由人来组成的。如果说对国家的认同和民族的认同是一种正当的可贵的感情的话，那么作为人对人类的认同，应当是一种更伟大的感情。那么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权状况的关注，在我看来也是毫不奇怪的了。(谈到这里，顺便鄙视一下那些狂热的自命为真正爱国的愤青。明明被洗过脑却认为自己无比的清醒，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却忘了自己首先是个人，动辄就要却去砸烂美日台。)

因此，在这里，改善人权状况不仅仅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甚至已经变成一个经济和商业问题了。对中国这样一个出口拉动型的经济体系下，改善人权状况将对提高商品竞争力更有其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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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中，我坚持认为，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是企业唯一的责任，而且，获得利润也是企业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最好方式。要求企业承担盈利以外的所谓“社会责任”，这种观念是思维混乱的产物。

　　但有一篇名为“打工妹喊‘美国万岁’”的文章似乎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找到了一个正面例证。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一个主动遵守企业社会责任的美国企业，基于对血泪工厂的反对，要求承接订单的中国企业改善员工的待遇。中国企业的老板虽然并不情愿，但为了不得罪这个大主顾，只好顺从。于是，员工的待遇得到了改善。打工妹欣喜之余，不由得大喊“美国万岁”，以感谢那个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美国企业。

　　我不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不怀疑美国企业的良善用心。但是，如果对这个事例进行经济上的分析以后，就会看到，事情并不是那么直接。打工妹真正应该感谢的可能并不是那个美国企业。

　　首先可以问一下，中国企业为什么要听从美国人的指令？显然，原因在于美国人在提出各种指令的同时下了大的订单。而且，在这个订单中，价格一定是较为优惠的，至少可以使得中国企业在改善员工福利，也就是在提高劳动力成本以后，依然有利可图。假如美国人不能提供这种优惠的价格，不能保证中国企业在提高劳动力成本以后的利润，他们提出的指令是不会有人听的。换句话说，美国企业为了满足自己“排斥血泪工厂”的愿望，支付了足够的金钱。

　　假如美国企业仅仅满足于订购中国企业的产品，不管那是不是一个血泪工厂，本来是可以少付钱的。现在多付了钱，必然使得自己的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那么，如果市场中存在没有其他追求、一心盈利的企业，那么，后者必然在竞争中居于优势，甚至会挤垮前者。

　　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花钱“排斥血泪工厂”的企业并没有因为成本上升而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原因何在呢？原来，在美国市场中，由于观念的变化，美国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这些企业的产品，即使价格更贵。而那些与血泪工厂合作的企业的产品，即使价格便宜，也少人问津，甚至被消费者和经销商所抵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不仅仅是美国企业，而且美国的消费者也愿意多花钱，以满足自己“抵制血汗工厂”的偏好。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正是因为美国的消费者的偏好发生了变化，美国企业的行为才发生了相应的调整，才在贸易中提出了那些其他的条件。

　　所以，打工妹应该感谢的是美国的消费者。

　　在消费者的偏好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企业要想实现最大的盈利，最好的办法是顺从消费者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产品。美国的企业正是这样做的。看起来他们好像偏离了追求盈利的方向，承担起了一些与盈利相矛盾的“社会责任”，其实，美国企业的行为仍然是指向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由于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所谓“社会责任”和盈利目标之间的矛盾消失了。也就是说，企业以盈利为唯一目标的局面并没有改变

　　那么，美国的消费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偏好的变化呢？也许是因为有关社会组织的宣传，也许是因为美国消费者更加富裕了。但这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在于，美国的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偏好，实实在在地拿出了钱。美国消费者愿意拿出钱来改善中国打工妹的待遇。美国企业的作用实际上是替他的消费者监督这笔钱的去向，确保这些钱用在符合消费者愿望的地方。

　　当然，理论上，美国企业也可以选择和中国企业合谋，瓜分这些钱。具体做法就是，一方面标榜产品的生产工厂不具有“血泪性”，但同时对中国企业的实际状况眼开眼闭，并不认真监督。但美国企业恐怕并不敢这样做，不敢实施这种欺诈。消费者的偏好摆在那里，想通过满足这种偏好来获利的人可不是只有企业一家。新闻媒体、独立的调查机构、自由撰稿人、评估机构都有盈利的机会。一家报纸通过曝光与美国企业合作的中国血泪工厂的内幕而名声大噪，实现了大的发行量，这等于是报纸把本来属于企业的利润拿走了。一般来说，资本家可不想让别人拿走自己的利润。所以，美国企业的最优选择是老老实实地替消费者做好监督工作，确保自己的产品符合消费者的偏好。只有这样，才能挣到最多的钱。

　　但在中国，消费者的偏好并没有发生如美国那样的变化。消费者更关心价格。在这种外部条件下，企业从市场中得不到相关的调整行为的信号。这时，中国鼓吹企业社会责任的那些人就往往寻求政府对企业实施强制。美国消费者要求企业改变行为时拿出了自己的钱，而中国政府要求企业改变行为时只拿出了文件。可是，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在中国，所谓“社会责任”的成本谁来承担呢？是企业吗？有可能是企业，但更可能的是员工。而且，员工在市场中的地位越弱，承担成本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是说，除非诸位好心的人拿出实实在在的钱来，否则，他们越鼓吹企业的社会责任，打工妹的境况就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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