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对革命》一文中，我已经坦白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变革的改良主义倾向。当然，这是与我们多年所接受的教育相违背的。但我相信，既有的利益集团在经过革命和被革命的种种洗礼以后，会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代，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叙说了种种大同小异的奴役和被奴役的故事。通过奴役他人来释放被奴役的怨愤积聚，结果是“皇帝轮流坐，明日到我家”，形成换汤不换药的同义反复。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出了这样的历史轮回吗？我以为没有，但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希望。

希望何在呢？中国的帝制在近百年前被推翻，至少形式如此。这个符号意味着什么呢？我以为，帝制所隐含的东西，无非是在说人是不平等的。有的人应该被奴役，有的人应该奴役别人。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奴役者还是被奴役者，对这样一个规则都是基本认同的，争议无非在于谁是奴役者和谁是被奴役者的问题。当然，在旧的规则下也存在着非主流的抗争，只不过并不能成为主流观念从而左右历史大势而已。

1912年清帝退位以后，不少人曾经天真地以为民主大业以告完成，剩下的就是一些修补工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孙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有人热心的提出了“孙文万岁”的口号，孙先生勃然大怒，反应极为激烈。可以想象，一个以推翻帝制为毕生理想的革命党人，终于推翻了“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皇帝，自以为大业已成，甚至准备功成身退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又喊出“某某万岁”的刺耳声音，其心目中何止是愤怒，简直是悲愤。谈到这个历史细节，不禁想到多年后被欣然接受的“某某万岁”，其旨趣高下之别可谓判若云泥。无需举出大多的实例，我们就可以safely conclude: 要从人的观念上革除人的尊卑高下之别，可谓任重而道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一种将敌对阶级肉体消灭或者将其奴役化的努力，其结果只能是主体的置换，决不能得到改变奴役化规则的结果。我乐观地判断，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晰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了。这种变化的诱因，我们必须谦虚地承认是来自另外一个文明的冲击。当然，这种冲击也是合乎人的本性并在中国的文明内部有所发展的。旧的规则被否定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要在人人享有平等、自由的基础上科学的建立新的社会结构。

我在《怎么才能让所有中国人活的像个人？--论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一文中提出，中国的人权现状是由中国人的群体人权观念现状决定的。在那篇文字中，这种观点是作为一种论据出现的，而这正是我多年思考形成的一个结论。那么一个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的形成，正是建立在普遍的具有平等自由观念的个人基础之上的。只有在平等自由的观念基础之上，才可以合乎逻辑地建立和巩固民主和法治的游戏规则。这里的个人不仅仅指少数人，而是向着所有的人开放，包括原有的奴役者和被奴役者；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时刻的每一瞬观念，都在争取之列。

谈到这里我可以想象我会受到强烈的质疑，有人会认为有一部分的人渣根本无法寄予任何希望。我承认在某些时刻我也会对某些人完全失去信心。但就总体而言，基于人们趋利避害的基本属性，基于人的理性，我对此抱有信心。当一种行动的原因被归结于行为人本身是一个疯子和不可理喻的时候，我总是对这种结论抱有强烈的怀疑。一般而言，这种结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或者我们对理性缺乏足够的信心。即使有部分的例外，至少就总体而言，我以为我的结论是可信的。如果这种规则可以在许多别的地方广泛地存在，我不相信中国人的基因里会有更多的邪恶；至于那种奴役规则的惯性，只要不是人的本性使然，相信总是可以克服的。

中国古代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而我相信万物的道理是相通的。西方有句谚语：性格决定命运。而近代思想者指出，性格并不能够直接决定命运。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是性格与后天改变合力导致的习惯。就是说，通过改变一个人的习惯，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我相信，平等自由的观念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并成为其思维习惯和逻辑起点的时候，中国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当然，相信大多数人都有深刻的体会，习惯的改变是极其艰难的。不过既然宿命论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我也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社会的思维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但这种改变的复杂和艰难，就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了。